听说要让我留在基辅，我不禁有些着急了：“赫鲁晓夫同志，我现在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员，怎么能长期离开部队呢？”
“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，谁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。”赫鲁晓夫用严厉的语气说完这句话后，放缓语气对我说：“丽达，你还是留在基辅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吧，部队里的事情，有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两人负责，你就算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。”
对于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，我是深以为然。不管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担任方面军司令员，我这个副司令员几乎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，只能提建议而无法做出任何决定。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再固执己见，而是委婉地对赫鲁晓夫说：“赫鲁晓夫同志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假如要在基辅生活的话，估计需要添置点什么日用品。”
“丽达，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”赫鲁晓夫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我会立即派人给你送过去的。”
我急于想知道后面的几幅油画，是谁的作品。因此一放下电话，就快步地走进了房间，继续查看未看完的油画。由于有了刚刚把格里查依当成无名画家的教训，因此我拿起新的一幅油画时，首先看下方的画家签名。
看清画家的签名是苏里柯夫后，我才仔细地查看油画的内容。虽然我对油画是外行，但只看了片刻，我就认出这是著名的《近卫军临刑的早晨》，这幅画和《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镇》、《女贵族莫洛卓娃》被称为苏里柯夫历史画的三部曲。
我手中的这幅油画描写了十七世纪俄罗历史上的一件真实事件：彼得大帝在1698年出国访问时，俄国发生了近卫军兵变。彼得大帝得知后仓促回国，立即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兵变。画面的背景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墙外、圣瓦西里教堂的洋葱顶和挤满围观者的圆形断头台。身穿海蓝色军装的彼得大帝骑在高头大马上，亲自监督处决“谋反”的近卫军。他的背后是整齐森严的行刑队和一排绞刑架，他的右边是一群外国使节和他的宠臣。占据画面大部分前景的是动乱的人群，一些农民装束的近卫军家属围绕在六个即将临刑的近卫军身旁，他们悲痛地哭泣着，形象地表现了近卫军家属在告别上断头台的亲人时的那种痛苦心情。
剩下的五幅油画没有画家的签名，都是一些人物肖像之类的。我看到在一副油画的后面，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俄语写道：“瓦伦丁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谢罗夫，俄国画家，曾师从大师列宾、契斯恰科夫，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成员之一。”
我坐在小床边，望着墙角堆着的这些油画，心里在暗自盘算，虽说这些油画都是德国人留在这里的，可等战争结束后，博物馆就会派人到我这里将这些油画都收走，因为这都是俄罗斯的文物遗产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据为己有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是将这些画全部返回给博物馆呢，还是瞧瞧留下几幅作为自己的珍藏呢？
正当我在胡思乱想时，门口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赫鲁晓夫的秘书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两名战士。他向我问好以后，冲身后两名战士一甩头，两名战士立即绕过他，走进了屋里，将手里的大提箱放在了墙边。
秘书朝放在墙边的大提箱一指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奥夏宁娜将军，这是赫鲁晓夫同志送给你的生活用品。如果还缺少什么，尽管打电话给我，我会为您准备的。”
“谢谢！”我向秘书表示感谢后，客气地问道：“您请进来坐一会儿吧。”
“不用了，将军同志。”秘书笑着回答说：“我还有工作，改天再来拜访。”
我等秘书离开后，关上了房门，将靠在墙边的两个箱子放倒。打开第一个箱子，我看到里面全部是服装，有衬衣、裤子甚至还有布拉吉；再打开另外一个箱子，里面是几个纸盒，我掀开纸盒的盖子，看到里面放着的不同款式的鞋。
我先关上了装鞋的箱子，接着又准备关装服装的箱子，却意外地发现在箱盖的夹层里，放着一个大信封。我拿出信封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厚厚的一叠钞票，面值是一卢布、五卢布和十卢布不等，我点了一下，居然有五百卢布之多。
我起身走到了电话机旁，将装满钱的信封放在了电话机旁，然后拿起话筒拨通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。等听到他的声音后，我礼貌地说道：“您好，尼基塔·谢尔盖耶维奇，我是丽达。您派秘书送来的东西，我已经收到了，谢谢您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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